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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职业教育：目前，山西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即使如此，仍然有70%的人接受不到高等教育，他们大多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找到自己就业和生存的位置。国际职业技能鉴定价格社会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毕竟是少数，人才金字塔的塔基需要大量技术工人来支撑。山西省有62万中职在校生，其背后连接着62万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所以，职业教育是百姓教育，也是民生教育。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证明，随着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会不断增加。目前各地出现的 "用工荒"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缺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其真实情况是企业难以选择到胜任自身需求的技术型人才。所以在政策层面，哪里有国际职业技能鉴定国家明确要求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要大体相当，以确保我国教育结构的均衡与合理，这是国家战略。

职教不同于普通教育必须面对当地经济产业发展，通过改革的试点，实际上推动的作用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大，我们谈职业教育关键是校企合作，要面向区域的经济发展。我们总结职业教育有三个层面的职业教育：一是面向好（办学）；二是服务好，我们搞订单培养，学生定岗实习、老师定岗实践，学校和企业双方互动都是服务好；三是提升引领性，比如湖南湘绣，现在这个湘绣在改革，我们的行业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培养绣工，现在企业说我们三年培养出来的绣工比他十年培养出来的绣工还要好。而且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是高职院校，他现在说其他艺术类学生来学湘绣，有搞国画的、油画的来设计湘绣，这成为了湘绣的巨大变革，现在我们说要绣出一幅湘绣，要有一个艺术总监，还要有一个工艺总监，我们把湘绣传人请到学校专门建立大师工作室作为工艺总监，还有一些搞艺术的成为艺术总监。所以现在湘绣不再是传统模式了，有艺术指导，加入艺术后工艺也进行了改革。所以这个职业教育在引领着湘绣产业发展。我预计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湘绣的产值也会大大增加。所以通过试点后已经不单单是面向职业和服务了，同时还会提升行业的发展。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大家很关心的是高考制度如何改革，比如我们要建立中高职的衔接问题，我们扩大对口升学，原来是5%，现在扩大到20%，就使中职学生有更多机会读高职。另外我们扩大了单独招生的学校范围，通过春季招生。通过实验后我们认为这是改革的趋势。春季单独招生命题是学校自主招生，不是单单只是考文化课，除了文化课还要面试，还要考你技能方面的东西。这就给今后高考改革提供了一个方向，现在还只是一个试点，对职业教育到底有多大的促进还要进行科研研究，它的好处在哪里，它的不利因素在哪里。但是从这些试点来看，总的来看这几项试点在稳步推进。

职业教育要注重实践和讲究实用：职业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而不是理论家，因此，职业教育应重实践讲实用。”陈联群代表说，提高职教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一方面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加强实验室、试验基地建设。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也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要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加快建立弹性学习制度；要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积极推进“双证书”（毕业证、职业资格证)制度，使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的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实行“订单式”“模块式”培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

人事管理决策制定管理：人事管理决策，主要是对企业关键岗位人员的选聘取舍决策。企业关键岗位的人员选用，也具有很高的风险，其决策的任何失误都可能给企业带来重大的损失。人事决策最困难的是对人本身的评价：一是能力的评价，二是忠诚度评价。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忠诚是做好工作的过程保证。但二者的评价都难以找到绝对客观的量化标准。因而，通过决策制定管理来保证决策制定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工作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事管理决策，除了关键岗位人员选聘取舍外，培训开发、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一般员工的选聘管理、劳资关系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的制定决策，都是其重要内容。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创造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决策。因为企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事决策的失误与市场战略选择失误一样具有非常大的风险。关键岗位人员的选择不当，会导致企业发展陷困，企业员工没有充分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会制约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人事管理决策制定管理的目的也就直接是保证吸引人才、稳住人才、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稳定企业的发展。

中国非常重视教育和教育改革：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比较教育研究越来越关注大国，特别是人口众多、教育质量需要大幅提高的国家，比如中国。当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也就是著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先生，非常热衷于在中国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的研究，他本身担任了中国许多大学的荣誉教授。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都十分希望了解中国教育。但中国当时没有能力组织大型的学校调查研究，所以当时的中央教科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邀请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来帮助启动这个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这是我们交流与合作的开始，也是瑞典和中国教育合作的开始。此外，30年前的中国是大创新的时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有机会向其他国家学习，这非常有利于开展国际比较教育研究。其次，与我的个人信仰也有关系。在中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当时世界并不了解中国，中国也比较封闭，因此很多有关中国的信息都存在偏见，甚至忽视了中国的存在。但是，即便在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也坚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就像你不能在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事务一样，不了解中国教育，你就无法开展真正的国际比较教育。因此，作为一个年轻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我非常受启发。在过去30年中，相对于其他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教育成就，我相信其中必然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我是从瑞典这个经合组织的小国家来的，经合组织国家之间会相互学习，但从没有向经合组织之外的国家学习，而比较教育就是要从不同的教育体系中学习借鉴。因此，向中国学习并帮助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是我毕生的使命。